摘 要：作为一场走向高质量发展的经济运动，第三轮消费升级已然超越个体生活领域，成为国家领域拉动内需、扩大经济增长以及刺激生产的基础性话语。然而，尽管爆炸式发展的消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消费升级，改变了居民生活，但需要警惕的是，由于“隐性贫困人口”诱发的消费预期代际变化和贫困线心灵曲线转变，在居民消费升级的同时，消费阶层在传统的收入因素之外又受到不确定性与价格水平、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致使社会分层与消费分层不同步，过度消费成为消费升级中日益突出的另一个走向，并产生了隐性贫困人口的“存在”特质和代际贫困传递的“生成”机制，最终导致消费升级陷入一种新贫困的困境之中。因而代际贫困传递下的政策安排应锁定超常规需求侧扶贫并提出应对之策。
关键词：消费升级;消费分层;过度消费;隐性贫困;代际贫困传递
中图分类号：F0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9）10-0028-07
一、“隐性贫困人口”与消费升级的新困扰
要理解高质量经济发展阶段中的消费升级，最好先从2018年4月《人民日报》提及的“隐性贫困人口”说起。90%的网友躺枪并引发社会大讨论，隐形贫困人口指的是看上去每天都有吃有喝，但是实际上很穷的人群。于是，他们的朋友圈非常光鲜，但口袋空空，“吃土”成为常态，只能在追求精致的道路上拼尽全力，使出十八般武艺。但是，无孔不入的消费文化催生个人向往美好生活之外，他们才发现，过度商业化正在制造“肾可以不要，iPhone必须买下”的错觉消费 [1]。
这一热词虽然讲述的是个人烦恼，但却刻画了高质量发展阶段消费升级的内部衍变，这种变化在新增长理论中被处理为消费品品质的不断提升和消费者多样化的、差异化的消费选择，前者在现实中表现为居民消费升级，后者则反映出消费升级中过度消费的可能性。在消费社会中尤其特别的是，电商消费统计显示很多中低收入阶层的人在提升生活品质消费中比高收入阶层更阔绰。社会学家Veblen[2]已将此现象引进工业革命下资本主义社会消费研究中，并将此类现象概括为“炫耀性消费”，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今天，同质性的“显性奢侈”成为社会成员通过转变消费角度融入城市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实质上是消费文化中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外显性效应，即想赢得及维持他人的尊重，光凭借拥有财富是不足够的，内在财富必須提出外在证据，因为唯有取得证据才获取他人对自我的尊重。因此，现实意义的消费升级不仅需要关注消费文化的爆炸式发展，还要辨别显性奢侈带来的隐形贫困进而诱发的消费预期代际变化以及“贫困线”背后的心灵曲线。
不可否认，透过历次消费升级，足以见证中国改革开放41年以来的经济整体飞跃。当消费由物质延伸至服务，由模仿跃迁至个性体验，从线下向线上线下融合转变，背后反映的是耐用消费品价格下降与供给增加，是服务业的蓬勃发展，也是移动互联网经济的繁荣涌进。籍由此现象，需求侧与供给侧得到互动，需求升级与消费升级紧密联系，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出现，对优质服务与产品提出更高诉求，为推动供给侧改革提供了有利契机。
然而，自2018年3月至今中美贸易战持续，投资、消费和进出口均有下行压力的新背景下，高质量发展目标下仍需付出艰苦努力，中央政府将持续扩大内需与精准扶贫作为高质量经济发展的“锚”是具有重大前瞻性的战略选择，消费升级作为扩大内需的一项系统工程，它衍生出的“隐性贫困人口”已不再是单纯的个人“困扰”，而是成为一种新型社会性困扰，当社会成员都被消费升级的“显性奢侈”方式所胁迫时，那些无法实现整体消费升级的相关家庭成员，恐怕连体验“隐性贫困人口”的机会都没有，或许只有进入“新贫困人群”的无限焦虑。因而，在讨论消费升级整体利好的同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追问，既然消费升级可能带来了“隐性贫困人口”，那么，如何打开消费升级与隐性贫困人口之间的黑箱？是否出现了隐形贫困人口即预示新贫困产生甚至引发群体性担忧？代际贫困传递在何种条件下发生？如何将代际贫困治理从“常规供给侧扶贫”到“超常规需求侧扶贫”的转向？本文旨在对此进行逐一解读。
二、消费分层中的过度消费：消费升级的另一个走向
消费需求结构由低阶段走向高阶段包含三步：第一步为解决基本温饱问题，消费支出多用于满足生存需求;第二步消费支出转为追求非生活必需品;第三步伴随居民收入不断增加，消费支出更青睐于用医疗保健、休闲娱乐以及教育等行业提供的高质量服务满足心理需要。三阶段中的任一平行消费均属于传统消费，由低阶向高阶的两次纵向消费跨越则为居民消费需求结构调整。但消费升级的内涵绝不阈于消费需求结构调整，还涉及居民消费生活的品质提升、范围扩展以及消费方式革新。外延包括利用新消费形式、增加消费实物量、增加新消费内容以及消费更高质量产品或服务四个方向。依据中国包容发展方式和罗斯托“五阶段发展理论”，细化中国消费升级的三阶段：一是传统社会走向经济起飞准备阶段（1978年左右），现代工业基础框架初步建成，改革开放星火燎原，粮食消费降低、轻工和纺织产品消费上升，但此阶段社会贫困率很高人民温饱问题尚未真正解决;二是经济起飞和走向经济高速增长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此阶段前期消费则由 “社会起飞消费阶段”向“大众消费阶段”变革，居民由摆脱“贫困恶性循环”后消费实物量增多的剩余产品，跨越至消费生活和消费品质都获得极大提高的生活生产用品;此阶段后期消费侧由“大众消费阶段”向“大众消费高阶段”变革，核心是从生存性消费到发展性消费，从个人或家庭耐用品消费到全方位高档化生活变革;三是经济高速增长至高质量发展阶段（2018年至今），消费增长囊括多个领域，尤其是与房地产、汽车以及IT行业相关性消费增长为最。
无论是基于“物质—服务”框架，还是基于“生存—发展—享受”框架，当前对居民消费升级动因的研究多遵循经典“收入—消费”理论[3]，以Keynes提出的绝对收入假说[4]、Duesenberry的相对收入假说[5]、Friedman的持久收入假说[6]和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假说[7]为主要代表，其理论假设均可溯于随机游走理论、新古典经济理论和凯恩斯理论三大学派。然而，尽管“收入—消费”假说在西方国家经济中得到较好验证，但在制造业市场反弹上行、社会保障不充分、消费信贷规模增速走低的中国经济中，四类假设模型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居民消费行为，它们仅依从微观经济中的个体消费者行为出发，假定消费者在使用收入消费时能够保持合理性并将效用最大化作为消费唯一目标。正如绝对收入假说认为要用绝对水平的收入衡量消费，相对收入假说指出收入分配和最高收入水平共同决定消费，生命周期假说提出消费者会基于一生收入流规划终身消费流，持久收入假说指出是持久性收入而不是暂时性收入决定了消费水平。而在中国，居民消费行为源自多种动机耦合，消费行为变化背后不仅受到个体的心理和生理因素制约，还涉及消费市场、社会消费文化、经济水平等宏观因素，对消费者行为变化的特征与规律分析就变得非常复杂。国外消费研究理论中的某一假说无法分析中国消费行为变化特征及其规律，中国当代追求高质量经济发展时期本土消费经济理论尚有待开发。